汉唐盛世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一段辉煌时期，其所承载的华夏文明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中华文明从来就是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只是自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才导致了闭关锁国。直至年战争，被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近代的大门。但华夏大地对外的接触早至千年以前便已有之，中国的对外探索和境外异域对中原文明的心向往之使得中外交流早已十分频繁，唐代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对外交流更是十分密切。
经历了南北朝的动乱以后，隋唐的先后建立标志着一个大一统的，新的时代来临。作为一个新的制度和政体，隋以先行者的身份建立一统，摸着石头过河，探路不慎，倏忽崩塌，但其历史功绩并不可否认。打个比方，若说隋是将各种资源扫拢一堆的人，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那么唐是将这些资源成功整合在一起的人。
承载唐朝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流的载体——城市
唐代历20帝，凡年。经过初代的励精图治，唐太宗创贞观之治。后至唐玄宗，又立开元盛世，迎来唐代国运的顶峰。那时的唐朝，俨然世界交流的中心，唐长安城，面积80余平方公里，2市坊，自南向北的朱雀大街宽达米。宫殿参差毗邻，坊间百业兴旺，人口规模已达百万。唐长安城为当时世界的城市。当时东北地区的渤海首都龙泉府及日本平安京的城市设计完全模仿自唐长安城。各国胡商来此营商者极多。长安崇仁坊，商业极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而当时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很多，犹如盘中倾斜而出的珍珠，洒满神州大地。并不是只有一个长安。东都洛阳，自不必讲，同为历史名城，唐时洛阳人口极盛时达万。扬州、宁波、广州为经济发达的贸易港口城市，胡人多聚于此，富商大贾多携奇珍异宝来此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亦多从此出海。此外还有苏州、杭州、江陵、长沙、武汉、南昌、福州等等，此处且不以一一细表。此为中国独特的城乡特点，即在一片区域以内，以一座城市为中心，由周边乡村供应城市，城市亦为周边乡村贸易集散点，城市与乡村相辅相成。与欧洲的城堡有所不同。
唐代对外地理、交通的探索。
中国对境外地理的探索从汉朝甚至先秦时期便已有之。春秋时期，吴国曾造海船从海路攻打齐国，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寻海外仙山，三国孙权开发夷洲（台湾），派人至亶洲（即约今日本、冲绳等地），此皆为海外开拓、探索的证明。
唐代对外的经济往来更为频繁。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为汉武帝时张骞开拓，古来已有。
隋时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地理家裴矩曾撰写《西域图记》，书中提及从敦煌出发，有三条通道可达外域。
其一，北路从伊吾（哈密）到东罗马帝国再达地中海。
其二，中路从吐鲁番附近经穆国（今乌兹比克斯坦）到波斯（今伊朗）再达波斯湾。
其三，南路从鄯善经帕米尔高原至北婆罗门（今印度），以达印度洋。
唐代时另一地理学家贾耽，曾著《海内华夷图》，比例一寸折百里，将中国及邻近区域均绘制于图中，图内水陆通道，尽收眼底。
海上丝绸之路原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后北方西域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繁盛。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交州等地出发，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乃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与延伸。
海上贸易的发展更得益于唐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唐代造船，多用楠木，坚硬耐用，其次使用樟树、杉树、柯树等亦有之。唐时的内河江船便已可载万石，贞观年间，阎立德造浮海大船数百艘，自东海、黄海可直达高丽，向西亦远至红海。国人对外地理的探索，造船业的发达，使得国人得以出外经商，对外交流。知名者，如玄奘法师天竺取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国人出海，足迹遍布今日中亚、南洋、、非洲地区，尤其与波斯、朝鲜、日本、缅甸等来往密切。向国外运输国内的瓷器、茶叶、棉布、丝绸、铜铁器皿等，购回香料、珠宝、良马、美酒等等。
境外人士来唐概况
境外来唐交流者，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多项领域。
首先说中国的近邻，朝鲜和日本。当时朝鲜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新罗时常遣使来华，主要祝贺春节、赠送礼物、国丧致哀、祝贺新君继位等。亦有大批新罗商人乘船经黄海来唐经商，他们主要集散于登州、莱州、楚州、泗州等地，为今山东及江苏地区。其携来牛黄、人参、朝霞油、鱼牙锦、海豹皮等，从唐朝带回金银器皿、绫罗绸缎、瑞文锦绣、中草药材等。唐朝在新罗人聚集区域设立“新罗馆”处理两国商务，“新罗坊”聚集新罗人无数。更是有无数新罗青年来华留学，甚至有留华任官者。
日本自白江口海战失败以后，多次遣使来唐，从最初时一次一二百人，到后来一次四五百人，来唐倭人有留学生、僧人、医生、商人、工匠、翻译等等各行各业，全方位深入学习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各项领域。其“大化革命”即是全面学习参照了唐代律令制度、学术思想、文化科技甚至风俗习惯。譬如日本实行的“班田法”即是唐代租庸调制的日本翻版。日本都城京都、奈良均是仿造长安城营建。日本也是从这个时候，学去了中国的茶艺、书法、诗歌、建筑、剑道等等。
养蚕丝织法于5世纪左右传入波斯，造纸术8世纪传入波斯、大食等国。波斯（今伊朗）、大食（今）等地胡商云集中国各大城市，其中以长安、广州、扬州居多。因广州、扬州为当时重要贸易港口，长安更是世界都市。唐时庞勋作乱，在广州营商的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被杀者有12-20万人之多，另田神功平定安史之乱时，攻打扬州，杀死胡商数千人。可见当时胡商云集广州、扬州之多。天宝年间，因吐蕃西北作乱，有胡客滞留长安无法归国，朝廷拨给款项供养。后乱事平息，此胡客竟无一人愿意回国。于是朝廷便留下他们任职兵马使或掌管仪仗侍卫的官。
当时的酒肆多用胡姬招待外国客商，国人也经常光顾这些酒肆，醉酒饯别，引为韵事。大诗人李白诗中，便有多次提及。《太平广记》中亦有提及胡人在华的情况。在政治上，唐朝与波斯也有一定的发展，譬如唐朝初年，大食入侵波斯，波斯俾路斯偕子尼聂斯逃至大唐长安寻求庇护，受到唐高宗款待及安置，20余年后，俾路斯客死长安，朝廷派兵护送尼聂斯返国，但中途在阿富汗地区受阻，又返回长安定居，直至病逝。
东南亚、南洋等国诸如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尼婆罗（今尼泊尔）、骠国（今缅甸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堕和罗（今泰国南部）、室利佛誓（今苏门达腊）、诃陵（今爪哇）、罽宾（约今巴基斯坦、阿富汗附近），与中国建交通商，带来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大象等，携走中国的丝绸、纸张、造纸术等。唐代时，有钱人家，风行养“昆仑奴”以摆阔，昆仑奴即南洋黑脸奴仆，今日发掘坟墓明器中，尚可见到刻有昆仑奴像。
唐朝，这个物尽风华的时代，我们通过历史记载窥其一貌。足见得唐朝的富庶繁盛。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国运急转直下，这又涉及到政治制度，军事兵制等方面，如要讲述，又需另表了。
以上内容来源均参考自钱穆讲授、叶龙记录之《中国经济史》整理而来。
